6月13日，《纽约时报》的一篇报道再次让中国医学界走上风口浪尖。
这篇名为《为瘫痪者换身体，中国医学的突破还是疯狂？》的文章称，哈尔滨医科大学的任晓平博士将会实施史上首例“换头术”——为一位瘫痪病人的头颅换一具新的身体。媒体将他称为“东方弗兰肯斯坦”，根据报道，这项手术还在研究进行中，任晓平透露，手术会在“准备完了”以后实施。
这不是“换头术”第一次被舆论关注。早在2015年，关于“换头术”的报道即传得沸沸扬扬。据当时的媒体报道，“换头术”可能将在2017年进行实施，但随后被任晓平辟谣。
任晓平两次拒绝了凤凰网的采访，不愿对舆论质疑做更多解释，称一切以国内中文报道为准。凤凰网查阅了相关报道，任晓平最近一次接受国内媒体采访是在5月，他称很多媒体上的说法都是“以讹传讹”，“关于手术，什么时候做，在哪里做，都是未知数。”而对于被广泛质疑的伦理问题，任晓平在接受采访时称：“生命是至高无上的，这是伦理学的核心要素。”
凤凰网就此采访了北京大学医学伦理与法律研究中心主任王岳。王岳对“换头术”并不看好，他认为此项手术风险性过高，需要经过伦理委员会进行审核，“一旦实施，就是中国临床界的耻辱”。
对于近年频发的伤医事件，王岳认为，医生也应当注重“自律”，“你养家糊口的结果是什么？你失去了你最宝贵的东西，是患者对你的尊重、信任，是和谐的医患关系。明天我们戴着钢盔开着宝马去医院上班，你快乐吗？”.jpg)
凤凰网：《纽约时报》称，大部分医疗界人士不看好这种手术，因为它太早或者太过于草率，你怎么看这个手术呢？
王岳：从医学上讲，目前一个基本共识就是神经损伤是最难修复的，它的再生能力是很差的，我想这也是医学界担忧这个手术的原因。在人体身上做这种手术之前，到底有没有足够的证据来证明这一试验的安全性，尽管医学是要不断的试验，但医学在人体身上进行任何的试验，都必须进行一个收益与风险的评估。
媒体报道他之前做过猴子实验，但它只存活了20个小时，那就说明这个试验在动物身上并不成功，如果在动物身上都未能取得满意成果，草率用人来做，这无异于故意杀人，研究者放纵可能的危险，这在法律上绝对不能容忍，更不要说伦理。还有一个伦理问题争议比较大，就是一旦手术完成，怎么确定这个人的身份？到底是以头部来确定，还是以躯干部来确定？当然这都是下一步的问题。
这种手术一定要经过独立的伦理委员会审查，不能说找到了一个愿意承担风险的人，我就可以做这个手术。研究有伦理要求，需要通过第三方的伦理委员会审查。我自己对这种手术不看好，我觉得这就是炒作，一旦实施，就是中国临床界的耻辱。
医学要敬畏自然规律，否则医学早晚是毁灭人类的最后一根稻草。去年年底在美国开了一个关于基因编码技术的国际研讨会，说白了就是因为中国先发了一篇论文，老外一看害怕了，怎么中国掌握了这种新编码技术，那太可怕了。这个会议得出一个共识，此项技术不能应用于临床生育，不能对胎儿去做基因筛选。想想今后我们在街头聊天，你180岁，我250岁，这不是很可怕吗？整个秩序都混乱了。
凤凰网：北大伦理学专家丛亚丽教授接受《纽约时报》采访时称，不希望中国的科学家在国际上加深别人对我们的印象——中国人做事没有底线，什么都能做。她觉得很担忧。
王岳：我非常同意。2014年中国医师协会已经发布了中国医师道德行为准则，我在参加一次国内的医院院长论坛上随机问了一下，在座大概200家医院中，有多少医院组织学习过中国医师道德行为准则？非常可怜，现场只有两个人举手。如果一个行业没有职业操守，技术再好，钱再多，能赢得患者、社会和国际同行对你的尊重吗？我觉得这是很可悲的。
凤凰网：任晓平教授在回应《纽约时报》关于伦理问题时说，生命是至高无上的，这个才是伦理学的核心要素。你怎么看他这种观点？
王岳：与其说生命至高无上，不如说患者的自由至高无上，但必须有一个前提，即这种自我决定是基于客观告知后的真实决定。就所谓“换头术”而言，即使病人说我100%希望你来伤害我，法律上也是不接受的，因为所有人身权免责的约定都是无效的。我相信研究者本来就知道这个手术生还概率很小，很大可能结果就是失败的，那这种手术能做吗？真的是太荒谬了。
凤凰网：外媒还列举了一些国内医学专家的观点，认为海外专家是忧虑过度，甚至是对中国医学技术进步的嫉妒，你怎么看这种观点？
王岳：我不敢苟同，我们要客观评价自己。回顾过去，毫无疑问我们取得了很大进步，但同样也要看牺牲了什么。西方与中国物质基础不一样，社会成熟度也不一样，所以别总跟别人比，要根据客观情况做好自己的事，更别“大跃进”。我们要按照全世界共识、伦理标准和法律底线来去做，不能为了超越而突破底线。
正好联系到之前的魏则西事件，这无疑也是中国医疗行业的丑闻，这种生物治疗不仅仅在莆田系医院，这不是个别现象。这种治疗方法可能代表未来医学的一个发展向，但官方对此表述是临床试验，它仍然处在一个研究阶段、试验阶段，你不能收取任何费用，还要向受试者进行经济上的补偿。
我们现在有些医院不是为了科研，而是把它当成一种治疗方法，说难听点就是赚钱的工具，这太可怕了。我觉得在魏则西事件之后，又去讨论中国实现人类历史上首例“换头术”，这就是耻辱，只会让国际同行笑话。
凤凰网：为什么中国的医师在国际上认可度不高？
王岳：为什么中国的医师执照在全世界主流发达国家都不认可，最主要原因不是我们的技术，而是我们在价值观和操守受到质疑。中国大陆和台湾互认学历，唯独刨除医学专业。是因为台湾医学界质疑大陆医学界的技术吗？因为大陆医生手太笨了？不是，是因为我们今天的医学方向都是错误的。
我们逼着医生成为科学家，但其实在科学上进行突破的是基础医学研究，临床医生应该是掌握现在行业内成熟的、被普遍接受的治疗方法。现在很多医院门口挂着一串的牌子，各种研究所，研究机构，病人进去全变成小白鼠了。他们在用还不成熟的治疗方法来治疗病人，这个很恐怖，因为老百姓根本没有了解这些信息的能力，基本上是完全听命于医生的。
凤凰网：最近社会上发生了多起伤医事件，医患关系似乎矛盾越来越大，您如何看待这种现象？
王岳：我很同意胡大一教授的观点，他说现在的医疗行业几乎是方向性的错误，这导致技术再好，但病人满意度很差，诸如近来频发的伤医悲剧。我经常告诫我的学生，你现在虽然是学医的，掌握的知识比病人多，但你一定要相信，这个病人早晚会明白你当年骗没骗过他。
医学界百思不得其解，为什么病人一死就闹事？因为病人一直在忍，他还抱有一丝希望，所以不能得罪医生，但到最后他会爆发的。并且随着抓紧治疗，病人和家属逐步对疾病和治疗手段有了一个相对透彻的理解，这个时候他就会产生一种落差，说你医生当时跟我讲的不是这样的，这就坏了。
所以我们应当尽早实现医患共同参与下的朋友式的医患关系，而不是父权式的医患关系。父权式的医患关系就是你按我说的办，信任我就行了，别的不用管。但现在的病人都是学习型病人，他们希望医生给自己讲得很清楚，然后由自己与医生共同作出最终决定。
其次要从生物医学模式向全人医学模式的转变。从生理、心理、社会三个纬度关注人，而不是像以前生物医学模式只关注病。比如肾移植手术，一个非常贫困的病人是承受不了巨额手术费用的，结果做完肾移植后医药费压得整个家庭喘不过气，其实肾透析也可以起到类似作用，虽然更麻烦。比如一个乳腺癌手术就可能改变两人的夫妻关系，这些都是医生要考虑的。
第三就是要从现在这种“多劳多得”向“优劳优得”的经营模式转变。我们现在医院的经营理念是把医生都教坏了，药开的多，检查开的多，就赚的多，这是不对的。“优劳优得”就是我怎么让患者满意度更高，我获得的收入更多。如果把养家糊口作为行医的使命，那这个行业就完了，医生这个职业和其他的职业担当是不同的。你养家糊口的结果是什么？你失去了你最宝贵的东西，是患者对你的尊重、信任，是和谐的医患关系。明天我们戴着钢盔开着宝马去医院上班，你快乐吗？
哈佛大学搞公共卫生的华裔著名专家写了一篇文章，说我们今天一谈医疗行业都谈的是什么？体制问题、制度问题，而我们很少谈职业精神。中国今天更多都在讲“他律”问题，但我们却很少提及“自律”问题，但医生是个特殊群体，“自律”的必要性一点不次于“他律”，如果自律出了问题，就像擼了扣的螺扣一样，拧不动，这个行业否则好不了。
文章来源于凤凰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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